赵永仁：故乡——北大荒

发布日期：2017-05-30

　　作者简介

　　赵永仁，现定居在烟台。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退休前为黑龙江农垦红兴隆分局政研室主任。从教十六年，后来一直在工厂机关和政府机关工作到退休。工作期间，经常有论文发表在国家级期刊上，并主编过《北大荒明珠》一书。退休后常练习写作，以求生活丰富多彩。漂泊在外的人，无论是谁，只要提及故乡，心中就会充满暖意。那是一种幸福的回忆，是一种现实的渴望，是无尽的思念与牵挂，也是永远聊不尽的话题，更是世代绵延的乐曲。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远的山村；无论是秀丽的江南小镇，还是荒凉的西北农村；不论富庶与贫瘠，只要是故乡，她就永远在你的梦里。

　　我的故乡在哪里？我的内心一直很纠结。我渴望它是一座林荫蔽日的农家小院儿，或是某一个镇子里的两间瓦房。最起码有一个确切的地址。可我真的没有。

　　我的故乡在哪里？是父亲的祖居地，还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从未去过父亲的老家，从父辈的口中得知，那是努尔哈赤出生的地方，是满族人第一个皇陵（永陵）所在地。我们是努尔哈赤的子孙。我们的祖辈生下来就吃皇粮，三岁挎腰刀。别人家春节供奉祖宗，我们家供奉皇帝……父辈提及这些的时候，不知道心中是一种骄傲，还是一种酸楚?大清朝已是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了。我不知道逢年过节祖宗的牌位上应该供谁？父亲的祖居地无尺地片瓦，亦无近亲可靠，是原籍而非吾之故乡。

　　是我出生的地方吗？我知道那是黑龙江省东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可我从出生到离开只有两个月，此后再未踏足，不知那里是什么模样？只能是出生地而已。我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自然不能算是故乡了。

　　我在襁褓中随父母来到了筹建中的友谊农场场部，在那里度过了十一年的童年岁月。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友谊农场是苏联援建的国家项目，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示范项目。第一任场长王操犁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的。第一批生产队长都是厅局级干部。集聚了国内方方面面的顶尖人才。在苏联专家的具体指导下，在亘古荒原上建起了当时世界领先的现代化国营农场。那时候友谊县城（农场场部）小而精，是国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地方。良好的文化氛围，优秀的基础教育，为我一生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是我的故乡吗？童年的居住的家属房是公家的，随父亲下放去农村后，那里已是别人的家了。

　　1966年7月11日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怀的日子。上午八点多，一台小热特（轮式拖拉机）带着拖斗停在了我家门前，这是我们下放去的生产队派来接我们的。父亲当时还在班上，他本是可以不走的。当时下放老弱病残，按政策他该走，他患肺结核已经十年，是个老病号。但领导让他下批再走，实际根本就没有下一批。当时正是“社教”运动末期，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各单位大字报铺天盖地，领导自然要谨言慎行了。走与不走，父亲是犹豫的。他从小生活在县城里，十三岁开始学徒，一直在工厂做工，农村他不熟悉，农活儿也不会。与别的下放者不一样，领导一直没有停止父亲的工作。父亲曾是一名出色的锻工，病癒后领导安排他到工具室当保管员，工作比较清闲，但责任很重。当时我父亲工作的友谊机械厂负责全场上万台套农机具的维护与保养，尤其到了冬季，工作十分繁忙。除本厂工人外，部分机车驾驶员也要参加。工具的使用非常频繁。借出、收回、维修、保养，工作虽然不累，频率很高，责任不轻。他与大家的关系十分融洽。他是一个特别愿意学习的人。这一特殊岗位让他有机会接触其它工种，成为车、钳、铆，电，焊全通的人，为他下半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奠定了基础。父亲政治上也是可靠的，虽然他不是党员，中央领导每次到工厂视察，领导都特别安排他值班。厂里基干民兵训练，一百多件武器长时间保管在父亲的仓库里，轻、重机枪，步枪、冲锋枪应有尽有。童年的我抑制不住好奇与冲动，不止一次想去摸一摸，都被父亲喝止了。后来父亲给我做了一把木头手枪，十分精致，像真的一样。可惜我只玩了半天不到就丢了，不知道被那个小伙伴收藏了。害得我哭了半天也没有哭回来。

　　但父亲还是走了。母亲坚持要走。母亲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不陌生。母亲要走的原因很简单，在城里粮食不够吃。我姥姥家离我们所生活的小县城只有几十里的路程。那是一个比较老的屯子，左邻右舍都能扯上亲戚。那时候屯子里不是很忙，经常有人进城，我家自然也就成了饭店和旅店。有时候大早晨刚准备吃饭就有人赶饭碗子。家里来人住不下，我和弟弟都得出去找“宿儿”，粮食经常要靠邻居接济。母亲真的很无奈，只好躲开了。这一躲就是二十多年，是福是祸很难评说。

　　我家下放的地方是友谊八分场六队后屯儿，是1960年从集贤县划归到友谊农场的老自然屯儿。说老也不老，只有十几年的建村史。伪满洲国的时候，曾有一条所谓的公路（集贤到宝清的土路）从这里通过，一个姓王的在此开了一家大车店（旅店）。那时候，马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为车马服务是旅店主业。老板娘是个哑巴，于是便有了第一个地名王亚巴店。那一带曾是抗联最活跃的地方，曾经当过黑龙江省长的陈雷就是在距此五里路的猴石山参加的革命。朝鲜领袖金日成也曾经在这一带从事抗日活动。为切断群众与抗联的联系，日寇实行集家并屯的野蛮政策，大车店被迫迁往三十里外的兴隆镇。店没了，名字还在，人们依旧称这里为王亚巴店。1947年，为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四野派出部队到这一带开荒种地，驻扎在王亚吧店的是八连。后来部队南下了，集贤县组织附近一些村屯的无地农民来此建村种地，为了纪念子弟兵，人们仍旧称这个地方为八连。后来政府给这个八十多户人家的小屯子起了个名字叫‘移胜’，但并没有被百姓认可，人们依旧叫她八连或者王亚吧店。我在这个小屯子生活了十七年，度过了动荡的“文革”岁月。在这里参加工作，在这里娶妻生子。我曾经认为这里是我的故乡，尽管村子里有些人一直叫我家下放户，说我家是外来的。

　　这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的小山村。村子的西边和北边是连绵起伏的青山，村子的南面是一条四季流淌的小溪。西山里的泉水很旺，北大荒严寒的冬季也阻挡不住它的涓涓细流。小溪的两岸是红柳丛生的草甸子，那是野鸡、野鸭子和鸟儿们的天堂，也是冬季里炮手们的竞技场。

　　环境是优美的，交通是闭塞的。只有一条南北走向坑坑洼洼的土路连接外地，下雨天是不能行车的。尤其到了冬季，大雪封山，出门更为不易。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有病，如果真是得了急症，那就要命了。交通闭塞的结果是落后。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电，家家户户夜里点的是煤油灯。谁家里要是有一个带罩的煤油灯都是令人羡慕的。煤油灯灯捻儿要捻得很小，煤油很贵不说，买也不易，离我们最近的小商店也要七八里路，而且要翻山越岭，还要结伴而行。大人独自行走都要带着防身的家伙儿（镰刀或棒子），像我们这样十一二岁的孩子，一定要凑够五六个人才敢走。山路上经常有黑瞎子和野狼出没。教育也很落后。我们搬家去的时候，很多孩子都来看热闹，男孩子六七岁了还光着腚。脸上黑漆漆的，好像从来没有洗过脸。村子里只有一间教室，有一个小学一、二级复式班。三、四年级要走三里路，五、六年级要走七里路。全村八十多户人家只有一人在十五里外的分场读农中；一个人在县中学读初中。村子里有文化的人很少。我那时刚读完小学四年级，在村子里就算个小秀才了，左邻右舍关里家的书信来往都由我承办了。

　　村子里最后一条街的西头，曾经有三间草房属于我们家。这是父母和我们兄妹五人在一起居住最久的地方。这个房子原来是公房，曾经是小学校。学校搬迁后分给了我们三家下放户。我们家人口多，住西头儿，东头儿南炕住的是洋铁匠宋爷爷老两口，北炕住的是厨师刘爷爷和他的侄女。宋爷爷在这里住了一年就搬走了。刘爷爷有严重的肺气肿，夏天还好过，冬天就难熬了。每天跪在炕上导气儿，靠打针维持。下放的第三个冬天他终于熬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东屋的邻居便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直到一九七四年，我工作的第二年，我父亲买下了这个房子，我们家才成为这个房子真正的主人。我们兄妹五人都在这里长大，并陆续离开了这里。一九八九年，父母让在依兰煤矿工作的弟弟接走了。房子卖给了一个来这里投奔亲戚的外地人。

　　那三间草房是我们家居住最久的地方。也是我最不舍的地方。在这里我由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出色的乡村教师。在这里我学会了吃苦耐劳，学会了宽容和忍让，了解了中国最底层农民的疾苦，这是我一生的财富。这个房子也是我付出最多的地方。翻修、扒炕、抹墙，翻地、耕种、收获，从十五岁开始，这些农村里家庭重体力劳动就全部由我担当了。房子虽然易主，那依然是我心中的家。只要有机会，都会回去看一下。可惜的是这个房子连同这个村子已不复存在了。前几年农场搞新农村建设把它规划掉了。去年我故地重游，那里已是一片耕地了。后来我在红兴隆电厂工作了八年。一九九一年底，我上调到红兴隆农场管理局机关工作。二零零一年八月我内退后到杭州打工。二零一二年九月起定居在烟台，开始了退休生活。

　　在南方漂泊了十几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他是东北的”，言外之意就是我的家乡在东北。东北很大，包括三省一区。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正如同你在国外被统称为中国人一样。我也并未在意。定居烟台，要在此度过余生了，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总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个概念太大了，叫“北大荒人”也许更贴切一些，更会让我有认同感。纠结的心情时常让我辗转难眠。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干嘛非要纠缠着一个具体的“家”呢？生你养你的地方不就是故乡吗？我的家乡就是北大荒。我生于斯，长于斯，在此生活、工作了近五十年，在此退休。北大荒是我的终生依靠。更何况父母长眠于此，这里也必然是我最终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