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者其人:李青海,男,1968年出生,现任八五二农场第六管理区第四作业站副站长,喜爱诗歌、散文创作,白桦钓鱼协会国家级裁判,文学作品曾在农场网站、白桦文化发表。
人到中年爱怀旧。童年发生的事常常涌现于脑海,每每这时,心底漾着甜蜜,嘴角挂着微笑。
小时候的我很淘、很闹,也爱哭,一哭就流大鼻涕,也不擦,就用袖口一抹,冬天不常换的棉袄两个胳膊总是“亮晶晶”的,并且嘴里时常哭喊着“俺要馒头”。这哭声飘荡在风中,飘荡在村子的各个角落。时至今日,上岁数的家乡人见到我,他们还会说“二林子,你还要馒头么?”小时候的模样依然留在他们记忆里。
美味
我家的老屋在八五二农场六分场七队。那里是一个美丽的小村庄,挠力河在此缓缓流淌,“寡妇林”在此茂盛生长。四十多排房子,村南头是小学校,老屋的北面正对着大礼堂,西侧是连队大食堂,东侧是知青宿舍,东北角是马号(养马的地方),西北角是农具场。村子的西边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据说一位姓常的寡妇带着两个姑娘在此开过店,东北抗联打日本时,常把这个店作为联络点,林中曾发生过战斗,因此这片树林又称“赤寡妇林”。林中生长着各种树木,有杨树、柳树、桦树、柞树,最为称奇的是林中长着几棵黑豆豆树。这种树全分场的山上林中都没有,只有这里有。黑豆树开白花,有淡淡的香气,果子成熟时,黑黑的像葡萄一样,甜中带酸。我们常去爬树采摘,那是我们儿时的美味“水果”。
说到童年能吃到的东西,大自然的馈赠的确不少。夏天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寡妇林采蘑菇、山里红、黑豆豆。秋天采山楂、黑天天。不用走多远,到沟畔里采菱角,用水煮熟后,稍晾一下,切开吃里面的肉,既面又甜,那叫一个香。到了冬天,在晒场附近扫开一片场地,用棍子支起一片筛子,棍子系上绳,远远地看着,有鸟入筛就拉,一捕就是十几只,多是麻雀。回家后把麻雀扒皮去内脏,就扔进盐罐子里腌,攒得多了,用油一炸,别提多美味。
西河
离村子五六里远,有一条河绕过村庄,这就是美丽的挠力河。因为河在村庄的西边,村民都习惯称它为西河。西河那时未遭受过污染,水产品颇丰,鱼的种类也很多,有胖头鱼、白鲢、鲶鱼、鲫鱼、鲤鱼、黑鱼、嘎牙子、老头鱼,下河拉网,一会儿就可以收网,捕到蝲蛄都撇掉不要。据老辈人讲,最开始垦荒时,曾捕到两米多长的黑鱼,十多岁孩子一样高的鲤鱼。连队一到麦收、秋收两个季节就组织职工套上马车,专门下河捕鱼,一捕就是四五千斤。
一到周六放假,我和弟弟的首要任务便是去挖蚯蚓,备好鱼饵,等到星期天天不亮就起来,书包里揣上两三个馒头和几个咸鸭蛋,扛着鱼竿就奔西河,一钓一天。我们最喜好钓的是鲶鱼,鲶鱼咬钩死,没有过多的掩饰,用高粱杆做的鱼漂往下一沉,提起来便是一条,一般都是五六公分宽,四五十公分长,每每都能钓上10~20斤,最少也不低于5斤,从不空手回去。吃不完的鱼,我们就用盐腌了晒鱼干,到了冬天没有什么菜时,用油炸或是上锅蒸,喷喷香。
那时的鱼竿不像现在的鱼竿先进、轻巧耐用,都是竹竿,甚至是木杆前头绑上竹节捎,因为鱼个头大,细的竹竿往往被折断,为了寻觅更好的竹竿,弟弟曾徒步走到八队仓库去偷粗一些的竹竿,被抓住了。两个连队的领导经过协商,弟弟才得以“遣返”回队。至今,只要弟弟回家过年,餐桌上话题就少不了这个片段。酒酣之时,他总会泪流满面,那泪水不止是对童年往事的祭奠,也是对家乡和老屋浓浓的思念。
爷爷
我是骑在爷爷的肩上长大的。1964年,他来到农场,也算是老垦荒人。他一生有两大爱好:一个是侍弄土地,一个便是喝上两口。凡经他手种出的作物和菜,都格外健壮、茂盛。那些连队种地种菜老把式不服,请教他为什么能如此,他笑着说道:“多上粪,人勤地不懒。”
我家的老屋只有二十几平方米,爷爷就住在最里面的小屋,放在他小炕上的是一把闷时解愁的铝制酒壶。自从他过世后我就再也没见到那把壶,也许是埋在了老屋下面。爷爷叫李国正,他慈眉善目,从不与邻里发生口角,但谁要是欺负了他的三个孙子,情况就不同了。哥仨中,小时候的我最淘,常常是打不过人家,就拿砖头砸人家玻璃,“赔玻璃可以,但不能打孩子”,有爷爷的袒护,我少挨了很多揍,也让我父母没办法。
1979年,他坚持要去山东济南看望生病的姑父,马上就要上车时,家人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四处寻找,才在村西头的自留地里发现了他。他蹲在地头,用一个布袋装起一捧黑土,喃喃自语,老泪纵横……
他的这一去竟成与家人的永别,与黑土地的永别,到了济南没过多久,他和姑父相继去世,后来父亲说:其实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再也回不来了,才装起那把泥土,那是他留恋的土地,留恋的第二故乡。他在地头装起一捧黑土的那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拔树
父亲离开任职的小学校,去分场担任中心教员,由于工作忙的关系,很少回家。家里的农活都落在母亲和我们哥仨身上,为了多种些菜,冬天不亏嘴,母亲带领我们在村西头一处碎岗上烧荒、割草、捡石、翻地,很不容易开出了二分地,种上了萝卜、白菜等蔬菜,自此家中便不缺菜吃。
记得是我上三年级的时候,连队搞绿化植树,没有任何的通知,我们辛辛苦苦开出的菜地被种上了树,已是很茂盛的菜被拔了出来,破烂不堪地堆在那里。我气愤难挡,带着弟弟连夜把树都拔了出来,树苗都丢进了菜地边上的沟里。虽然那个时候已没有阶级斗争,但也是一件不小的“政治风波”。我首先被校长李春明请到办公室调查,然后当着所有学校老师、学生的面,我和弟弟在菜地里挨批。后来是连队党支部书记韩仁普到学校听取我的检查和自我批评,宣布对我的处分,后来在分场上班的父亲专程回家处理此事,庆幸的是我没有挨揍。
皮箱
1961年,父亲虎林师范毕业,来到七队这个小村庄,担任小学教师,后来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担任校长,他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工作。母亲从吉林来到农场,最先居住在六分场基建队。那时,她是个大美人,提亲的踏破姥爷家门槛,可她谁也没看上。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父亲是个高才生,不用介绍人,她竟徒步走了二十多里地亲自去看我的父亲。这在当时,一个大姑娘做出此举,可谓大胆和有心计,就像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演的情节一样。然后他们一见钟情,再然后就有了我们哥仨……
父亲母亲的结婚很简单,惟一贵重的家当是一对皮箱,平时家里有了什么好东西,比如知青送的虾片、大白兔奶糖、凭票买的饼干等等都藏在这对皮箱中,并上上锁,由母亲掌管。那一天,哥哥上晒场上班,没回家吃饭,父母也都不在家。也许心血来潮,也许太馋,我带着弟弟撬开了一只皮箱,找到了一袋白糖,就用馒头夹着白糖狠造了一顿。不难猜想,后果很严重,“李老师”很生气,他很亲切地给了我们一顿“柳条炖肉”,叫我至今都难以忘记。
前几年,父母搬进楼房住了,有很多杂物无处堆放,我就选了几样搬回自己的家中,其中就有这对皮箱,一直舍不得丢掉 ,至今仍放在自家的仓房中。到了冬天,便让自己的妻子放些冻货,按理说,家里有了冰箱并且还有一个冰柜,可以弃之不用,但我坚持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一种纪念。
父亲当年用柳条抽我的屁股,不是心疼那袋白糖,而是心疼那对皮箱,毕竟那是他年青时与母亲爱情的见证。
童年的趣事有许多许多,有欢乐,有泪水,但留下的,都是美好的。
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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