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玉魁：陪丁玲回访北大荒

　　1981年，我在黑龙江省宝泉岭农管局党委宣传部任科长。七月下旬的一天，部长通知我，作家丁玲要回访北大荒，主要在宝泉岭活动，要我和蒋庆涵（负责摄影）跟管局办公室高主任一起负责接待。

　　听到这个消息，我是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丁玲是我仰慕已久的名人，在宝泉岭管局流传着很多她的传奇故事，能够亲自接待和陪同感到荣幸。不安的是自己年轻，刚30岁出头，没经历过什么大事，怕不能胜任工作。好在有经验丰富的高主任，我们还比较踏实一些。

　　我想念北大荒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丁玲被错划为“反党集团”头目和“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1958年在王震将军的安排下来到北大荒，先后在宝泉岭管局所属的汤原农场和宝泉岭农场工作生活长达12年之久。1970年被秘密收押到北京秦城监狱。后又被送到山西省一个偏僻的山村劳动改造。1979年平反复出后，尽管她年事已高，几经磨难，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已查出患有乳腺癌），但她还是坚持一定要回北大荒看看。

　　按照行程安排，丁玲此行要访问宝泉岭管局三个农场。除了她生活过的宝泉岭农场和汤原农场外，还有普阳农场，普阳是第一站。

　　普阳农场的前身也在汤原。除一部分铁道兵外，大部分是曾经血战上甘岭的15军转业官兵。1968年组建兵团以后，汤原农场被一分为二，主体部分搬迁到松花江下游蒲鸭河沿岸垦荒，组建了二师17团。其余部分组建了兵团直属炮兵值班团。后改为63团，归属二师。

　　由于当时普阳农场交通不便，丁玲一行是乘船从佳木斯顺江而下，到普阳江段的临时码头下船的。

　　七月下旬，正是北大荒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我们和农场吕书记、杨场长早早来到江边等候。那天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宽阔的江面碧水连天，不时吹来阵阵江风，让人稍感凉爽。大家都在望眼欲穿地看着上游方向。

　　“来了！”有人叫了一声。我们朝他指的方向望去，一艘两层舱的客船，正缓缓向我们驶来。等船快靠岸的时候，只见很多人已经站在了甲板上，不停地向我们摆手示意。好家伙，没想到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经过介绍我们得知，此次陪同丁玲来访的，除了她的丈夫陈明，还有美籍华人作家梅宜慈女士、人民文学社文学编辑杨桂欣先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姜英杰、录音师等。随行的还有农垦总局宣传部副部长、着名作家郑加真以及佳木斯电台记者等。丁玲在总局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增茹的搀扶下（王后来成了丁玲秘书） ，缓缓走下船来，大家一下子围了上去，争着与她握手。

　　当时我见到的丁玲，方脸盘，个子不高但很慈祥富态，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戴着一副浅茶色太阳镜，上身穿着浅淡青色半截袖衬衫。虽然年近八十却并不显老，神采奕奕，走起路来轻缓而矫健。尤其这身朴素却高雅的打扮，更加显示出她那大家风采和气质。

　　丁玲始终微笑着与大家一一握手，看着眼前的这些老朋友，她的眼睛湿润了，动情地说：“我这次是回来省亲的！别看我离开这里已经十年多了，可我忘不了你们，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北大荒啊！”

　　是的，毕竟在北大荒这块黑土地上，洒下过她的汗水，度过漫长的沧桑岁月，有痛苦也有欢乐。特别是五十年代后期，在她落难的时候，是北大荒敞开了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她，使她摆脱了那个令她窒息的环境，融入了开发建设北大荒的滚滚洪流中，成为了光荣的北大荒人。

　　她特别珍惜这一段经历，不止一次地说过，北大荒是她永远忘不了的地方。在这里，她才有了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的机会，是北大荒人给了她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所以她始终把北大荒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你们跟着我受苦了

　　丁玲到访普阳农场，虽然土地是新开垦的，陌生的，但这里的人却是她最熟悉和惦念的。

　　听说丁玲来了，人们纷纷来到农场招待所探望。这波没走，下波又来了。有的是两口子，有的还带着孩子。由于那时候条件很差，小小的房间只能放两张单人床，连个沙发都没有。人们只好打个招呼，简短唠几句，然后给后面的人腾地方。

　　老朋友久别重逢，显得格外亲切。他们好像没有一点拘谨和羞涩，进门就喊老丁老陈，说话间也是老丁长老丁短的问个没完，好像要把分别多年的思念和疑问，一下子都问个明白。我有些不解，普阳人怎么都这么称呼？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

　　农场宣传部长张靖宇告诉我说：“当年就是这么叫的，大家都叫习惯了。丁玲和陈明刚来的时候，都知道她们是下放到北大荒来的大右派。怎么称呼呢？连场领导都说不好应该叫什么。后来还是丁玲自己解了这个难题。她说，你们就叫我们老丁老陈好了，就这样一直叫到现在。”

　　哦！原来如此。

　　我们可没资格这样称呼，一路上都以丁老陈老相称。

　　在普阳期间，丁玲提出要串串门。到吕书记家，那是出于礼貌。到宣传部长张靖宇家坐的时间最长。小范围唠嗑更是随便，话题当然还是离不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张靖宇何许人？丁玲来的时候是农场宣传部长，八十年代后期又先后当过普阳农场的场长书记。

　　张靖宇是四川人，夫妇俩都是转业军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正在读高中的他应征入伍，原是15军司令部作战处参谋，参加过着名的上甘岭战役，1958年集体转业到到汤原农场。

　　丁玲来农场后就分配到他们畜牧队。以张靖宇为首的罗平伟、郭硕基等几个少尉青年军官，都是文学爱好者。如今大作家就在身边，岂不偏得？“近水楼台先得月”吗，劳动之余他们就跑到丁玲处借书看，讨教写作方面的知识和遇到的问题。用现在的话说，成了丁玲的铁杆粉丝和学生。

　　丁玲看他们不仅有文化，而且对文学创作又那么酷爱和执着，在一个作家看来，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好事。所以就热情地进行帮助和指导。后来这三个人都成了农场的笔杆子，先后任过农场宣传部长。罗平伟的短篇小说《没有署名的奖状》还被选入《黑龙江优秀小说选》。

　　丁玲刚来汤原的时候，都知道她是大右派，多数人敬而远之，不敢接触。偏偏这几个愣头小子不避嫌，与丁玲来往密切，这对处在逆境中的丁玲来说，也是精神和心灵上的莫大慰藉。这种纯真的友谊，可以说是患难之交，经得起时间考验。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阶级觉悟都很高，眼睛雪亮，时间一久果然有了反映。有人说这几个人阶级立场不坚定，被大右派腐蚀拉拢了。领导找他们进行诫勉谈话，要求他们注意影响，与丁玲划清界限。

　　来往受到了限制，但彼此间的友谊并没有中断。特别是陈明从别的农场调到汤原和丁玲团聚后，使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了。这些人对陈明也同样给予了很多关心和照顾，让老两口感动不已。

　　陈明曾是上海复旦大学高材生，1937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被分配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当时的团长正是被毛泽东誉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他们二人很快坠入情网，成为轰动一时的“姐弟恋”。尽管丁玲比陈明大13岁，他们还是冲破种种阻力结为夫妻，恩爱一生，无怨无悔。

　　陈明也是着名剧作家，电影《六号门》的编剧。1957年受丁玲牵连被打成右派，1958年先于丁玲发配到北大荒，分在八五三农场右派队劳动改造。

　　陈明告诉我说：“为什么我也和这几个人关系处的比较好呢？除了有老丁的因素，我和他们在工作上接触的最多，也比较投缘。这些人不仅爱好文学，也是队里的文艺骨干。我给他们编排的《三世仇》、《兄妹开荒》等歌剧，获得很高评价，曾代表农垦局到外面演出。熟了吗！他们也不拿我当外人，处处尊重关照我。我个子瘦小，无论上山伐木还是到鹤岗修铁路，他们怕我身体吃不消，总是把轻活让给我，这些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文化大革命中，丁玲夫妇被造反派从宝泉岭农场押解回汤原批斗。这几个人也未能幸免，被旧话重提，说他们是丁玲的孝子贤孙。

　　当张靖宇眼含热泪说起这段往事，我看到丁玲只是默默地听着，眼泪在眼圈直打转。

　　最后她叹了一口气说：“嗨！让你们跟着我受苦了！”

　　接着她又转过头指着陈明说：“他不一样吗?跟着我吃了那么多苦，好在我们都熬出头啦！”

　　麦地里即兴演说

　　七月末，正是北大荒的麦收季节。由于雨水大，收割机下不了地，职工正在地里挥镰抢收小麦。丁玲听说后，执意要到田间看看。

　　丁玲戴上草帽，顶着午后的烈日来到柳西分场。她站在麦浪滚滚、一望无际的地头上，俯身捧起了一把金灿灿的麦穗，把鼻子贴上去久久地闻着，然后抬起头来意味深长地说：“好香啊！很久没有闻过这气味了。”

　　听说丁玲来了，干活的人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呼啦一下围了过来，都想亲眼看看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大名人。

　　此时有人提议让丁玲给大家讲话。这是事先没有安排的，所有人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丁玲。只见丁玲略加思索，笑着向大家挥了挥手说道：“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正在冒着酷暑割麦子，正在享受胜利的欢欣，正在创造幸福的未来！你们用亲手打下的粮食支援国家建设，你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多么的光荣！”她富有激情的讲话，博得得了阵阵掌声。接着她又提高了嗓门继续说：“我复出以后，走到哪里都让我讲话，有些人无非是想听听我这些年受了那么多苦，是怎么过来的。我想，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讲那些东西没什么意思，还是要一切向前看。大家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党、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个人受点委屈遭点罪算的了什么？党的三中全会刚开过，我们的党和国家更有希望了，这一点应该深信不疑。我在美国访问时，一些外国人也想听我讲点抱怨的话，我对他们说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依然深爱着这个党和国家。我这样讲，显然不能令她们满意。她们说我是大作家，从作家的角度谈谈过去，我跟她们说，我首先是一名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是要能经得起挫折和考验的。”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聆听了丁玲这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丁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顿时又高大了许多，对她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是的，在那场浩劫刚刚结束不久，有多少人在抱怨，甚至要向党清算。而两次罹难的她，对党却如此忠诚，信仰如此坚定，她那坦荡的胸怀和高风亮节不能不令人敬佩。

　　故居前的遗憾

　　丁玲是1965年从汤原搬到宝泉岭居住的，直到1970年被秘密逮捕，在这里工作生活5年多。她在这里以劳动模范邓婉蓉为原型，写下了着名散文《杜晚香》。

　　连日来的坐车颠簸和迎来送往，使丁玲的双脚都肿了。看到这种情况，本来到宝泉岭农场时准备安排她休息一天，可是她抑制不住重返故乡的兴奋，执意不肯，依然是日程满满。每天大清早就起床，或接待来访，或到家属区去探访乡亲。

　　此次回来，她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到住过的老房子看看。经过我们多方查找和考证，还真的在宝泉岭农场8委给找着了。这所谓的房子，在当时叫六十户，就是建场初期用泥巴垒的墙，上面盖着茅草，如今已是“披头散发”的草棚子。房子的一多半已经倒塌，现只剩下残垣断壁和一间破屋，住着一个孤寡老太太。

　　听说丁玲要来，老邻居们早就等候在那里。当丁玲缓缓走下车，许多人一眼就认出了她，争着上前与她握手、拥抱。 由于屋里没地方可坐，大家只好坐在院里的丝瓜架下唠起了家常。一个身体瘦弱的老太太还特意领来了三个现已长大成人的孩子，让他们来看看丁奶奶。原来，这老太太年轻时是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丁玲曾多次救济过她钱和衣服，至今还念念不忘。

　　原6委家属主任胡冬莲，当年曾和丁玲一起做家属工作，她把珍藏了多年的一张同丁玲的合影照片交给了丁玲。当丁玲用微微颤抖的手，接过这张经过文化大革命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时，泪水夺眶而出。她激动地说：“谢谢你能冒着风险把它保存下来，要是我那十几万字的小说手稿也能保存到今天该多好呀！”

　　原来，在文革前丁玲已着手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没等写完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小说手稿连同一棵大野山参，都被造反派抄家抄走了，几经周折不知去向。这棵人参是她到莫斯科领斯大林文学奖时，苏联朋友送给她的。有人传说，那棵野山参是被一个造反派头头“顺手牵羊”拿走了。这个人的老婆常年卧床不起，自从吃了那棵大山参，居然能下地干活了。当然，这只是传言，已无从考证。

　　应丁玲之托，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查找手稿下落，始终未果，成了丁玲此行的一大憾事。

　　不过我们也有收获。在查找过程中，发现丁玲到宝泉岭的五年中，一直没有领工资。

　　征求丁玲如何处置这笔钱，丁玲说，钱就算了，算是我交党费了吧！

　　“干儿子”的由来

　　丁玲很健谈，说起话来也风趣幽默，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一片，消除了我们的拘束感。

　　当时的路和车况都很差，每到一处都要走两三个小时。为了安全起见，我被安排在离丁玲最近的位置上，以防万一。在车上没事就闲唠往事，比如他和陈明当年在西北战地服团是如何认识结婚的；她自己是怎样被王震安排到北大荒的；还有她和和陈明被抓以后，虽然都关在北京秦城监狱，却互相没有任何音信，不知彼此是死是活，整天提心吊胆，直到出狱才获重逢等等。我当时只是一听而过，那些记者研和究人员们却如获至宝，恨不得把丁玲说的每句话都记录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丁玲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知道如何面对媒，明白那么多人随她到北大荒来需要些什么。看似不经意的唠嗑，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无瑕疵。

　　利用离她近的方便，路上我也向她求证了一个传说。

　　我一个非常要好的老大哥朋友叫何福友，也是15军转业的。当年他和张靖宇一样，和丁玲同在汤原农场畜牧队工作。后来老何调到宝泉岭农机校当了管理科长。这位老兄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牵连，硬说他是丁玲的干儿子。我向丁玲求证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丁玲说那纯粹是胡扯。

　　她告诉我说：“从汤原搬到宝泉岭时人生地不熟，刚好何福友也在这里，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来往自然就多了。”

　　老何出于对丁玲夫妇的崇敬和关心，利用工作上的方便条件，在生活上给予丁玲很多照顾和帮助。

　　丁玲说：“那时候冬天没有煤烧，何富友就派车到鹤岗把煤买回来送到家。他的爱人小薛看我年龄大了，有时候就帮我洗洗衣服，缝缝被子，包了饺子也叫我们去吃。他没得到我任何好处，却跟着我遭了罪，这次来一定要见见他们。”

　　此时何福友已经被下放到二百里外的依兰农场。为了实现丁玲的愿望，我提前给老何打了电话，要他们赶到汤原农场等候。

　　老何听到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带着全家赶到那里，一起吃了饭，拍照留念，直到把丁玲送走。

　　养鸡场里重操旧业

　　汤原农场是丁玲此行的最后一站。

　　当年丁玲到汤原农场，上面有过交代，虽然叫劳动改造，但要思想改造为主，体力劳动为辅。为了照顾她，让她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就安排她到畜牧队养鸡。后来又负责扫盲工作和编写黑板报。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她和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次回来，她不顾路途劳顿，首先探望的就是她的老单位，如今的养鸡场。当已是77岁高龄的丁玲来到养鸡场时，人们早已等候在那里，一张张熟悉的笑脸迎了上来。丁玲一边握着她们的手，一边叫着她们的名字：“王俊芬，张振辉，孙淑英！”

　　“你是？”丁玲指着一个老同志迟疑了一下。

　　“你忘了！当年扫盲时我是最笨的那个，老是记不住，后来你就采取看图识字的办法，学个‘桶’字你就画个桶，学个‘屎’字，你就画个小鸡，屁股下面点上几个点。”

　　“噢!想起来了,你是王士发，哎呀,小伙子都变成老头了。”

　　“可不嘛,当年我们那十几个文盲，让你都给扫光了，咱们还被评为扫盲先进集体呢。”老王边说边哈哈大笑起来。 姐妹们围着丁玲夫妇问长问短，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有人抹起了眼泪。丁玲那个开心劲就别提了，真象是回家了似的。

　　喂鸡的时候到了，丁玲又兴致勃勃地端起了饲料盆，和饲养员一起熟练地唤着鸡，撒着饲料。在场的人无不惊叹，没想到几十年后她依然像个养鸡的老行家。

　　历时12天的回访结束了。我们在朝夕相处中结下了深厚友情。临别时，丁玲说：“谢谢你们的热情接待，你们辛苦了。我也没什么可送你们，送一套我新出版的书留个纪念吧！”陈明把《丁玲短篇小说选》递给她，丁玲非常认真地在首页上写下了“玉魁同志”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套书我保留至今。屈指算来，已经过去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