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东旭：轮式车驾驶员

　　作者简介

　　叶东旭：1958年出生于浙江省淳安县，自幼生长在黑龙江三江平原。1975年参加工作，在红旗岭农场先后做过农工、机务工、农业技术员和副队长；1980年8月至1991年8月在红旗岭农场机关工作，历任宣传部新闻干事、纪检委副主任、组织部组织员等职；1991年9月至2015年4月在红兴隆环保局工作，现已退休。在《北大荒文学》《农垦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和小说60余篇，现为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

　　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冬天，连队突然通知我上轮式车学徒，这绝对是个利好消息。因为，当时连队的农工纯粹就是苦力，十分辛苦，即使熬上个排长也必须埋头苦干，并没有多少发号施令的机会。所以连队流行“八大员”之说，如卫生员、统计员和会计等都隶属于队部，若能跻身于此或将“高人一筹”。 驾驶员虽不在“八大员”之列，但这行毕竟是技术工种，对这份差事不知有多少人梦寐以求。因此，能够上机务那真是上天的眷顾和莫大的荣幸。但是，对于调离农工排这个决定我不仅感到突然，而且多少有些意外，我的确说不清当时的感受。

　　一九七五年初秋，正是大豆收割的时节，在一个阳光充沛的下午，空旷的场地上集结着一群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当然，我也在其中，仿佛是如今的年青人在派对。空旷的场地上散落着各式行李，凄冷的秋风发出轻微的呼哨，吹打着这些稚嫩的面孔和单薄的身躯。他们不久前还是一个课堂里的同学，然而此刻却在等待分道扬镳。即将被未知的人认领之后，再带到另一个陌生的连队，从此就永远地融合在劳动的行列里了。像一个家族大到一定程度终究要分开过日子一样，学校毕竟不是人生永恒的天堂。很难描述，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是为走向社会而憧憬兴奋，还是为告别学子生涯而痴迷留连。总之，大家都以特别单纯的方式进行着告别，既没有慷慨激昂的陈辞，也没有伤感涕零的悲怆，一切都显得那么得平静。

　　接我们的车相继来了，无外乎都是轮式车。所谓“轮式车”就是轮式拖拉机，可以田间和道路两用，主要用于运输。这么称呼是为了区别履带式拖拉机。连队当时配备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就是轮式车，型号有国产的“铁牛—55”，有东德产的“德特”，甚至还有朝鲜产的“千里马”，真可谓五花八门。接我们的不是干部，而是一个中年轮式车驾驶员。他手里拿着指导员交给的人员名单，当念到我的名字时，我知道和其它九名同学被分到了十七连，这有点儿像受训后的新兵加入正式序列。车也不是专车，因为拖斗里刚刚装满了粮食，这种安排说明连长是个精于算计的人。我们好歹知道自己的身份，没那么讲究，手忙脚乱地往车上装行李。驾驶员叼着黑烟袋锅一面抽着，一面操着浓厚的山东口音，指挥我们装行李，那样子颇有些领导的架势。坐上轮式车，一路颠簸之后，我们来到了自己的连队，从此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有一年多时间，我一直默默地在农工排里上班，绝没有什么非分的奢望。先后干过播种、夏锄、收割和修水利等等活计，交替地使用着锄头、镰刀、铁锹和镐头之类的工具。虽然还处在“大锅饭”时代，却已经开始实行定额管理了。对于年小体弱的我们，“定额”不啻于一个“紧箍咒”。我们不比“老把式”更有经验，吃了数倍的辛苦倒也罢了，然而却做了很多无用功。这简直就是最大的不幸！这种生活完全是成人式的，而且还处处带有思想改造的成分。但无论如何，谁都不能有任何的抱怨。

　　相信缘分并非宿命论。分配到十七连是个缘分，因为我幼年时就在这里生活过。上机务又是一个缘分，接我们的驾驶员竟然成了我的师傅，那次邂逅就是缘分的开始。他叫代作欣，从山东支边来到北大荒，瘦长的个，白皙的脸，胡子拉茬，是个地道的不修边幅的山东汉子。一有闲暇，便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油兮兮的黑布烟荷包，往烟袋锅里捻一撮旱烟叶，即刻点燃，手握烟锅吧嗒吧嗒地抽起来。抽完之后，随便在鞋底或什么硬的东西上磕掉烟灰，整套动作特别娴熟。隆冬时节，代师傅就身穿羊皮袄，头戴顶毡帽，足蹬毡子靰鞡靴。这套装束在连里可谓绝无仅有，那样子颇似粗犷骁勇的“哥萨克”。

　　人类对工具的使用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始于工业化之后，美国电影《摩登时代》深刻地揭示了这点。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离工业化尚远，虽然如此，中国人仍然将工具用到了极致。

　　那时，连队现代化机械少之又少，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每台拖拉机都配备六名驾驶员，实行“三班倒”。每班两人，三个班昼夜交替运转。如果有人生病或出现其它情况的话，不得不临时找人打替班，以此做到人歇车不歇。连队仅有的一台运输车是“铁牛”型号，只有55马力，是当时国产最好的轮式拖拉机。尽管珍贵，连里也绝不会把这台车当菩萨一样供起来的。因此，我一下子就幸运地拜了三个师傅，除了老代师傅之外，还有两名年青师傅，一位叫谢云凯，另一位叫杨云增，他俩都是浙江台州下乡知青。车重要了，开车人的地位自然也被抬高了，从连队人的眼神，我能读出一种隐隐约约的艳羡。

　　论技术，三位师傅皆不分伯仲，但秉性却迥然不同。谢与杨二位处处带着城里人的风度，开车时喜欢戴着白手套，全神贯注，动作优雅。尤其是在修车时活干得巧，车上的部件拆卸来都摆放得井井有条，从而减少组装的时间。工作服很少沾上油污，下班后一定要回宿舍洗漱完毕，换上洁白的衬衫再去食堂打饭。杨云增说话细声细语，更喜欢展示驾驶员的优越感。连里进了台“上海”50轮式车，交给他负责，他视若己出，呵护倍至。开车时戴副墨镜，甚至穿着拖鞋，偶尔还喜形于色地带着女友兜风，俨然驾驶着私家“劳斯莱斯”。这在当时可谓超前的时尚。谢云凯则更讲究实用，工作时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精确，绝少做无用功。有一次，他打水，刚摇起的第二桶水面漂着一只约半尺长的耗子，他竟然不加迟疑地将死耗子扔掉，悠然自得地担回宿舍。这情景恰巧被我看到。想来也是，既然耗子已经污染了整个井水，与其自欺欺人地再重新打一桶，莫不如顺其自然，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说到代师傅就大为不同了，他是连里唯一的轮式车车长，而且在农机行业资格又老，只因文化较低，他会以独有的方式维护个人的权威。他工作严格认真，举止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唯独脾气大得很，动辄摔工具，甚至暴粗口，尤其象我这样悟性较差的徒弟没少领教他的训斥。但我从未忌恨过他，正是在他不同寻常的调教下，我也可以放“单飞”了。不过，他的急躁甚至表现得出格。一次夜里上山拉木头，口渴的他一头钻进帐篷，帐篷里的马灯昏暗，他不管不顾地抱起一个水桶便喝。没成想桶里竟然是柴油，把口腔都烧起了水泡。有时，他又像个孩童，比如，秋天运输大豆时，他会在等待卸粮的空间，抱一堆豆秸放在沟渠的冰上，点燃豆秸烧豆子吃。

　　这就是我对三位师傅的简要描述，也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机工人的一个缩影。我们四个轮式车驾驶员，轮流操纵着那个直径约五十公分的方向盘，以每小时不到二十公里的速度“南征北战”，完成了连队一个又一个任务。三十多年岁月仿佛消逝于瞬间，那辆“铁牛”早已光荣退役，我们四人也天各一方，但我相信，谁也不会忘记那辆立下汗马功劳的“铁牛”！

　　人类学在定义人与猿的根本区别时有一个重要的标志，这就是对于工具的操控。类人猿无可厚非是工具的发明者，如今看来，不管数万年前那些工具有多么的粗糙和笨拙，但毕竟是他们把我们引向了人类的轨迹。有了简单的工具便可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所谓的“与人斗”，就是人类与自己的较量。我们改造自然当然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加美满幸福，我们改造自身或许是为了让灵魂得到净化。

　　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曾说：“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样你就变得纯净了。果然如此么，或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