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宏：忆懵懂年少岁月

　　作者简介：王树宏，女，1961年出生。原北安管理局红星农场组织部工作，退休后返聘到史志办。爱好写作，喜欢随时将日常熟悉的人或事记录下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先后有长篇通讯、散文、诗歌、小小说、随笔等作品散见于各报刊杂志及网络平台。

　　据悉今年八月，我们红星一中77届同学要举行40年聚会，即感慨、又期待。于是，那些懵懂的年少岁月，那些青涩的纯净容颜，那些曾经的过往，抑制不住的逐一在眼前呈现。一段段往事被剪辑成风景，使记忆的闸门重新开启，一幅幅久违的片段重新展现，有心酸、有快乐，有遗憾、有留恋，如此总总，仿佛就在昨天。

　　我比同龄孩子上学要晚，本应7岁上学，直拖到9岁才牵着两个弟弟（7岁的大弟与5岁的二弟）的小手步入校门。这是由于家里孩子多，父母上班，孩子没人照顾，想上学就必须带着两个弟弟，当时的我别无选择。

　　我的家居住在红星农场一分场九队，小学校坐落在家属区西南侧，是一栋泥草房（拉合辩），土墙、土地，窗户不大，室内黑乎乎的，桌子、凳子都是用木板钉成的。5岁的弟弟由于个子太矮，每天要由老师抱到凳子上。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不可能安安静静地坐上一堂课，他有他的世界，高兴了就手舞足蹈地喊叫，不高兴了就吵着要回家。由于担心弟弟上课捣乱，影响别人，我只能时刻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一会儿怕他吵、一会儿怕他闹，一会儿又怕他从凳子上摔下来，根本不能集中精力听课。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直到老师与母亲沟通后，二弟才从此不再继续跟着我上学了。

　　对小学的印象不是太深，只记得学校离家很近，每天放学后就要立即回家照看弟妹、挖猪菜、烀猪食、喂鸡喂鸭，帮助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每天忙忙碌碌，根本无暇顾及别的事。印象颇深的是5年的小学生涯先后换过4任老师：一年级的康老师，二年级的周老师，三、四年级的高淑仙老师及五年级的徐丽珍老师。四位老师都是女知青，分别来自不同城市，印象较深的还是高老师和徐老师。高老师教我们数学，她对学生很严厉，不苟言笑。她经常家访，没能按要求完成作业的，或到讲台前罚站，或告知家长严加管教，从不讲情面。因此，凡是她布置的作业，我们从不敢马虎。而徐老师则很随和，教我们语文。据说徐老师家族有苏联血统，背后有人叫她“二毛子”。由于那时我们年龄尚小，对此类事情并不关心，现在想来，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徐老师的板书及美术字写的很漂亮，这让我很是羡慕，正是在她的影响下，很快我也喜欢上了板书和美术字，并让我从中受益。

　　小学毕业后，我与大弟弟一同升入初中。初中要到场部的红星一中去上，距离我家所在连队8公理，来回往返要16公理。没有自行车，每天要徒步行走，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夏天每遇阴雨天气，也是最遭罪的时候。没有雨衣、雨伞之类的雨具，有时只能顶块塑料布。可有限的塑料布顾头顾不了尾，雨水顺着塑料布很快就将衣服、裤子淋透，鞋子也灌满了水，走路时脚在鞋子里打滑，走起路来噗噗响。湿透的衣服紧贴着皮肤，被风一吹，冷的直打哆嗦。坐在教室里，浑身上下滴着水，脚下很快就积起了一洼水。湿衣服没办法烘干，只能穿着靠自身的体温去一点点地飕干；脚就更难受了，在湿鞋子里泡一天，放学再步行十几里路走回家，到家后脱掉鞋子，双脚已被泡的发白，满是皱褶，惨不忍睹。

　　冬天也同样，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北大荒要比现在冷得多，而且冬季特别漫长。早上五点多钟我们就要顶着星星，冒着零下40余度的严寒从家里出发，走到学校时，天才蒙蒙亮；晚上放学，仍要顶着星星回家，路边树影婆娑，四周万籁俱寂，偶尔发出的一点动静都会令人心惊胆战，每天周而复始。特别是遇到刮大烟炮的天气最为难受，呼啸的寒风裹挟着雪花打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疼，身体很快被穿透、冻僵，手冻得钻心地疼，指尖很快就没了知觉，脸、耳朵、手、脚经常被冻伤，特别是冻伤后的手和脚，先是红肿，而后龟裂、流脓、淌水儿，最后是火烧火燎地疼、痒，那滋味很不好受。

　　我们上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劳动的时间要比上课的时间多得多。从春天到秋天，不是到各生产队去铲地、薅大草、割小麦、翻麦趟子、捡麦穗、烧荒，就是到砖厂出窑、推砖，到工程队当小工、搬砖、盖房子，哪里需要哪里到。印象最深的是到生产队参加夏管劳动，铲大豆地。住的是大通地铺，被子下铺着厚厚的茅草，晚上大家一个挨着一个地睡在地铺上，一屋能挤十几个人。

　　铲地是个技术活，前提是家伙什要地道，锄刀打磨的要快，锄刀与锄杆的角度要适宜，锄地时才能得心应手、灵巧自如。先是用锄头搂去垄两旁的杂草，然后再剔除苗眼儿草，为防止伤苗，与苗挨的太近的杂草要用手薅。同样的铲地，轮到自己就不灵了，虽然长在生产队，但却没干过这类农活，每次铲地总是被同学们远远地甩在后边，腰越猫越低，锄头越来越不听使唤，越是着急越赶不上去。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地流淌，流进眼睛里沙的半天睁不开，流进嘴里咸咸的，即使这样也不愿投机取巧，依然极其认真地不放过任何一颗大草，每次都是同学们及时伸出援手，才能使我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漫长的地头）。

　　上中学的时候男女生不说话，但却要被搭配到一起成为同桌。为划清界线，每张课桌中间都有男同学或用笔或用刀在课桌中间一分为二地刻划出一条竖线，即使没有界线，同桌的男女同学也都很自觉，从不轻易越雷池半步。当然，也有稍不留意偶尔越线的时候，就会遭到同桌的白眼。男女同学一旦被发现说话，将会受到集体同学的起哄、讥笑。正因为如此，男女同学谁都不会轻易触碰这条底线。从表面上看，男女同学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但仔细观察也并非如此，例如每次考试，个别平时不爱学习的男同学就会向同桌的女同学投去求助的眼神，女同学则心领神会，将答完的试卷推向男同学，这种默契程度可见一般。考完试之后，一切又趋于平静，仍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大家仍是桥归桥，路归路，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相安无事，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中学毕业，都没有丝毫改变。

　　毕业后，很多同学去了外地，大家从此天各一方。转眼40年过去，我十分好奇，多年未见的同学相聚时是否还能认出彼此？还能回忆起上学时发生的那些糗事、趣事？特别是同桌的男女同学，面对当年的行为会做何感想？会不会留有遗憾？会有哪些感慨？正是带着这些疑问，也让我更加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