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他是让现代汉语说“人话”的人

　　余光中不是时光的敌人

　　他会化在了时光里

　　昨晚刚将余光中的作品放上新书架，不想今日却在飕飕北风中惊闻余光中先生病逝的消息。余先生虽过“米寿”（88岁），早已活过李白杜甫的寿数，但飘然仙去，还是让我觉得这个冬日分外寒冷。

　　遥想199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普遍犬儒化，内地出现了“精神断层”，“社论语式”诈尸，“个性化表述”萎缩。这个“断层”刚好被台湾文化的“三来一补”给接上了，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下，上中学的我第一次读到了三毛、李敖、柏杨，以及余光中，领略了用汉语思考和表达自我的魅力。所以，从精神谱系上说，余光中是我的文学“启蒙者”之一。

　　余光中第一身份确实是诗人，但仅仅将那首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乡愁》当作余光中的代表作，是窄化了余光中。在诸多诗作中，他自己最看重的是《白玉苦瓜》，这标志着他新古典主义美学观的形成。而我个人更喜欢那首充满人道主义温情的《算命瞎子》：“凄凉的胡琴拉长了下午，偏街小巷不见个主顾；他又抱胡琴向黄昏诉苦：空走一天只赚到孤独! ”如果阿炳听到这首诗，一定会把《二泉映月》拉得更出神入化。

　　右手写诗外，余光中也左手写散文。早年，他刻意引“引诗歌入散文”，组合文言、西洋、方言，把中国的词汇和句型加以改变和铸造，使得语言节奏快、密度大、呈现出高度的现代感。以《听听那冷雨》一文为例，既有古典的唯美意象，又有现代性的死感忧郁，连语言节奏也宛若雨声，“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放佛把整个雨景连根带土，甚至露水珠儿也没抖掉，就放进了文章里。相比“五四之子”季羡林的《听雨》，不能不承认，余光中提升了现代汉语的感性强度。正因为感性的充沛丰盈，同样是雕章琢句，余光中的文章却比董桥要明净自然些。

　　当然，余光中的散文诗情喷射，也不无可商。他过度注意散文的弹性、密度、质料，企图把语言的力量提高到顶点，而忽视了语言的自然性和均衡性，以致形成语言过分膨胀的病态。珠玉满眼，掩盖了国色天香。文章韵味，也被语言破坏不少。在评论英国批评家卡莱尔雄劲突兀的“吟啸文体”时，余先生特别摘引现代作家布洛克的评语“如果一位作家长期使用这样的风格，就像一个人声嘶力竭的说话，总使我们感到厌倦”，这大概也是余氏对“诗化散文”的反思吧。到了晚年，那股勃然之气便趋于缓和，流露出自然与从容，主观强烈的“自我”淡出，取代的是清明的观照了。

　　除了诗文双绝，余光中的文学评论也相当有价值，他没有食洋不化，携“解构”大词狂扫一切的毛病，而是由感发而起，不偷懒，不取巧，刀刀着力，他不可思议地具备一种用手术刀伐老松的能耐。比如，他批评的朱自清《荷塘月色》“好用女性意象”，“这种肤浅的而天真的‘女性拟人格’笔法，在20年代中国作家之间曾经流行一时，甚至到70年代的台湾和香港，也还有一些后知后觉的作者在效颦。”又批评朱自清《背影》一文“失之伤感”，“短短千把字的小品里，作者便流了四次眼泪，也未免太多了一点。”还有的作家写游记喜欢掉书袋，余先生就批评道：“作家的本分就是要在描写事物的细节上放手一博，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描写，而不是依靠古诗文、典故、书袋偷懒。”因此，他极力推崇《徐霞客游记》，自己也写了大量的游记。经典如《黑灵魂》一文，他对爱伦坡墓碑上的照片描写道：“分披在两侧的鬈发，露出应该算是宽阔的前额，郁然而密的眉毛紧压在眼眶的悬崖上，崖下的深穴中，痛苦、敏感、患得患失的黑色灵魂，自地狱最深处向外探射，但森寒而逼人的目光，越过下午的斜阳，落入空无。这种幻异的目光，像他作品中的景色一样，有光无热，来自一个死去的卫星，是月光，是冰银杏中滴进的酸醋。”以现代地理知识“死去的卫星”作比，把知觉的敏感度调到了极致，从而犀利达成了文学语言“增加感受的复杂和时延”的陌生化效果，这是你翻烂《全唐诗》都寻不着的精彩表达。

　　何谓新古典主义？就是吸收古典文学喜欢用典、讲求韵律、节奏的形式优点，同时大胆调用现代人生活中的“默会知识”熔铸意象，精准、细腻地表达现代人的审美心理感受。余光中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上承梁实秋衣钵；后负笈美国，回台湾到处放文学野火；盛年时与内地流沙河唱和；又执教香港，下传黄维梁法脉，再启江弱水，这一学脉将中国文学评论恢复到了逼近金圣叹的水准。

　　现代汉语遭受社论语式强暴三十年后，内地汪曾祺等少数作家也在勉力维持汉语的表达力，但相比汪曾祺的文火慢烧，李敖、白杨、三毛、余光中以及龙应台的“野火”显然更有冲击力。而在这批台湾防火者中，余光中显然是最具有文学自觉的一个。毫不夸张的说，正是台湾余光中等作家的冲击，才让现代汉语又说起“人话”来，或者说是他们帮助内地人“恢复了汉语的尊严与美感”。

　　前些年，某市文联邀请华语作家参加一个什么文学研讨会。会后组织大家爬山，国内作家不是大腹便便，就是气喘吁吁，这时只见一老者童颜鹤发，在山路上健步如飞，众人定睛一看，方知是余光中，一内地诗人便打趣：“这老小子，身体比他的诗好多了！”这个故事中的“文人相轻”倒在其次，余先生身体好得连年轻人都要妒忌，也真是“人如其文”啊！想想海外史学霸才何炳棣是长跑健将，内地历史学霸辛德勇是冬泳健将，台湾诗人余光中是爬山健将又有什么稀奇的？生命与学问文章是可以互相参证，互相鼓劲的。《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大概也是中国文脉绵绵不绝的奥秘吧。

　　可身体这般好的余光中还是走了，有人说“谁也敌不过时光，任凭乡愁，邮票，还是浅浅的水湾。”可我觉得，余先生不是时光的敌人，他是会化在了时光里。

　　不为尊者讳，余光中早年在文学论战中给作家陈映真穿“政治小鞋”是不光彩的。但他晚年没有像李敖一样落入“大中华主义”的窠臼，也算是对得起松风朗月的诗意，他是有资格在中国时光里拜见李白杜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