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那年,在县城做税务工作的爸爸终于找到房子了,新家怎么样呢?一辆卡车把我们家拉过去,下车,我才知道,新家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独院,三间房,青围墙,前面,还有个古香古色的小门楼,这家的主人是干什么的呢?到地方我了解到,房屋的主人是爷俩,一个秃顶的老头是地主,一个身体特别结实的小伙子, 是地主的亲儿子。
那年代,是讲阶级斗争的,电影演周扒皮,书讲刘文采,熏陶让我对地主没好印象,可是,居住时间一长,我们家就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那时候,我们家人口多,爸妈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100快,而我大哥已经上学,我和大妹也马上到了上学的年龄,那么点工资,怎么养活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呢?老地主对我妈妈说:“你们要想编炕席酱帽子,我教给你,你们编完,我替你们卖,发家不敢求,让生活轻松一下,还是没问题的”,我妈点点头。
搬过来我就发现,地主一家,跟别人一家不一样,他们爷俩,没一个上班,一天天在家编炕席酱帽子,编完,就由老头用脑袋顶到市场上去卖,那时候,城里人不 睡床,家家都是火炕铺炕席,他们家的炕席,不但手工好,还特便宜,八尺席,别人的都卖5.6元,可他们的最多只卖4.8元,酱帽子,别人的都卖1.8元,可他就要1.2元,我妈问他为什么这么卖,他说:“小本经营,就得薄利多销,时间长了,好多人都成了回头客,他们少花钱,咱们多获利,这是经营之道。”有他这句话,我妈就跟他学编炕席酱帽子。
那段时间,每天晚上,一到下班时间,我们这两户人家就灯火通明,按他们家的精心传授,白天,我和大哥还有老爸就 把几捆高粱秆成捆成捆地摆到厨房后面的地上,还在上面掸上水,这叫困,一天的困,使高粱秆又柔又软,这时候,我跟大哥就帮爸爸把高粱秆一根根抽出来,扒净所有的外皮,然后,交给爸爸,让爸爸用刀根据高粱秆的粗细,把一根高粱秆变成或四瓣,或三瓣,这叫破,几捆高粱秆破好,爸爸再把它放到房主的压床上用碾子来回压,压好后,爸爸再把一根根压软的高粱秆,压在凳子上去瓤,这叫刮,经过这些工序,一捆捆高粱秆变成一片片金黄色的糜子,这些糜子,在妈妈手上,上下 翻飞,半夜时间,我家就能编出三领炕席,剩下的余料,还被编成一个个大缸小缸的酱帽子,这些东西被房东驮出去,晚上,就能给我妈得到的纯利润3块,或2块 多一点,我们家的生活一下子变了,不但大哥上学不发愁,我们还冬有冬衣服,夏有夏衣服,就是吃的,我们家也跟别人家不一样,一到礼拜天,妈妈就掏出一块钱递给我说:“去,买三棵酸菜,再买一斤肉,今儿晚上,咱家吃饺子。”这样的日子,我们过了五年,后来,赶上文革,爸爸不愿去五七干校,我们家就主动下放了。
现在,巴彦县已经看不到多少卖炕席酱帽子的了,我弟弟妹妹都住上了温暖气派的大高楼,要买什么东西一个电话就有人送,我在外面已经整整30年了,可是,说起家乡,我说的最多的却总是那些炕席酱帽子。
至于房东,我觉得挺感谢他们,最起码,他们用手艺,把我们的童年,编织得很满足!
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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